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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吴晓求2020年A股公司4000家市值超100万亿

发布时间:2020-10-17 01:04:37 阅读: 来源:减压阀厂家

吴晓求:2020年A股公司4000家 市值超100万亿

到2020年,上市公司总数将达到4000家左右,市值将超100万亿,证券化率超过100%;其资产将成为全球投资者所必须配置的核心资产。

在过去的20年中,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与日俱增的作用。首先,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资本市场加快了中国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金融资源或者说金融资产的大规模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外资本市场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变革。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在配置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分散了风险。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己然具有存量资源调整、分散风险和财富成长与分享三大功能,金融体系对存量资源的再配置,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极大提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发展资本市场的根本原因。  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的发展需要考虑市场结构和经济、金融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从大环境上看,中国资本市场己步入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时代,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源配置功能将凸现,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功能得以恢复,这将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而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离不开适当的货币环境,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保持对通胀的高度警惕。  另外,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将面临持续性的巨大融资需求,商业银行的融资需求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加剧资本市场结构性矛盾。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实体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影响,未来10年在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型,由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由外向型增长转变为内向型增长,由粗放型发展逐渐转变为集约型发展等。最后,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我国将把上海市建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核心功能己从货币结算和货币交易转向了资产交易和财富管理。所以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和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将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  综合上述背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以上海—深圳资本市场为轴心的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增长极,并将上海建设成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全面实现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将是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际性金融资产交易市场之一。上市公司总数将达到4000家左右,其中,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为2000家左右,国际板、中小板、创业板将达到2000家左右。股票市场市值将超过100万亿人民币,证券化率超过100%;其资产将成为全球投资者所必须配置的核心资产。同时市场功能进一步改善,将从关注增量融资(IPO和增发)过渡到关注存量资源配置(并购重组),市场更具持续性和成长空间。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并使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可持续,必须调整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寻找基于全球视野和战略目标实现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支点。未来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应该是增加进入市场的增量资金,或者说,供给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型政策。这种在资本市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供给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为了实现这一重心,一是继续推进海外蓝筹股的回归,包括在海外市场未上市流通的存量股权以及回归后在A股新发行的股份,适时推出国际板。二是包括央企在内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三是着力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改革落后、僵化、过时的公司债发行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化的透明的公司绩效管理体制。四是不断推进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完善其制度和规则,特别是要完善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其中以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为主。五是推进场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  与供给政策的主导作用相匹配,中国资本市场的需求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积极疏导内部需求。要不断调整金融资产结构,推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金融资产结构由单一的银行存款向银行存款和证券化金融资产并存的格局转变。不断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二是大力拓展外部需求。引进境外投资者,逐步提高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重,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实现市场供求关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措施,对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增加进入市场的增量资金,改善市场运行的政策环境,适当调整相应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适时放缓市场供给增长的速度。只要进行上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就有望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博士生导师

新股发行“差”在哪  A股市场新股发行的独特性  新股发行制度的每次改革都会给整个市场带来重大影响,也产生了一些独有的现象。2001年A股市场新股发行转向核准制,但新股定价的市朝改革却较为缓慢,“新股不败”的神话被演绎到了极致,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137%,在全球排名第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6月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完善了询价制度,但是定价趋于市朝之后,“三高”现象出现,“首日破发”的魔咒也随之而来。2013年11月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启动,引入了存量发行,自主配售,自主定价等新规,进一步向成熟市场靠拢,但实际操作中又浮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定价剔除率超高,上市首日秒停,次新股台阶式上涨等。  成熟市场的发行机制有何特点?  过去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更像是针对问题的危机处理,而非顶层设计。我们对美国和香港市场的新股发行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可以对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在注册审核阶段,美国和香港市场均使用注册制,具备限制较少,程序简单,周期较短的特点。美国实行发行与上市相分离的制度。发行人在发行证券前,需向SEC登记注册。SEC审核周期随公司而异,一般3~6个月不等。在上市交易前,须向交易所进行上市注册登记。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对公司上市均设置了不同的测试标准,满足其一即可,发行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交易所和上市标准申请上市。香港市场的证券发行联交所承担主导角色,实施双重存盘制度,审核兼顾效率和节奏,通常情况下1~3个月即可完成。  在定价配售阶段,美国主要使用累计投标机制,香港则使用累计投标与固定价格相混合的机制,充分考虑市场对新股的需求情况,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美国和香港市场在定价之前,都有一个预路演的程序,目的是对投资者需求进行初步调查,再结合本身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确定发行价格区间,为之后累计投标询价提供指导。而香港更是实施多项措施提高散户中签率,降低股市资金波动和炒新行为。  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探讨  去监管化,坚守原则。近期“超募”和“老股减持”受到市场热议,高发行价是直接原因,但根源是新股发行受限和退市制度失灵。这两个现象在成熟市场也很普遍,与此对应的募资不足,或者发行失败同样广泛存在。这不过是在不同市撤境下的产物,却在A股市场被无限放大。其实美国和香港市场上因为不设置预计募资金额的限制和具体到项目的资金投向,而不存在“超募”的概念。现在A股市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需要的是去监管化,减少上市环节的管制,加强上市后的行为监管,强化退市制度的效用,这样的监管才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并最终实现发行制度向注册制的转变。 (财经网)

新华社:沉疴新疾齐扰 中国股市需要怎样的良药?  大盘低迷调整,创业板指数频现暴跌。全国“两会”前夕,沪深股市以这样一种方式给市场各方出了一道深化改革的考题。  被种种沉疴新疾困扰的中国股市,究竟需要怎样的一剂“良药”?  沉疴新疾困扰中国股市  步入马年新春以来,A股在对资金面和政策面的良好预期推动下持续反弹。然而好景不长,沪深股市大盘重陷调整,创业板指数更在短短三个交易日内两度暴跌。蓝筹股和成长股联袂杀跌,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更无所适从。  除了宏观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还有什么让市场如此忧虑?  结束长达一年多的“空窗期”,IPO于年初正式重启,大批新股蜂拥而至,令市场背负沉重的扩容压力。而新一轮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带病上阵”,不仅未能实现市场化定价的初衷,反而推升“炒新热”,加剧了市场的投机气氛。  去年下半年以来诞生的各类互联网理财产品,令货币基金规模在短短8个月内猛增近七成,并迅速逼近万亿元大关。大量场内资金扑向“余额宝”,折射着股市回报与投资者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凸显移动互联时代资本市场监管的滞后与孤立。  审视A股长达数年的弱势,忧虑远不止于此。旨在促使股市优胜劣汰的退市制度,被指“形同虚设”;原是全球市场基本信用交易制度的融资融券,在本土市场被指异化为新的“财富绞肉机”;“光大乌龙事件”暴露券商风险内控缺失,同时也引发了中小投资者对于交易制度不公的质疑……  多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推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之相随,中国股市规模也一度跻身全球资本市场“第一军团”。  曾几何时,“亚太地区最具活力新兴市场”开始屡屡面临“熊冠全球”的尴尬?低迷的背后,沉疴新疾困扰着脆弱的中国股市。  改革诉求日趋强烈  “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的寻租腐败空间。股市不正常,大家都没有信心了。”谈及中国股市现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出了“推进改革”的呼声。  同济大学财经与证券市场研究所所长石建勋也表示,多年来“重融资、轻投资”的状态,使得管理层的工作重心和政策重心倾向大机构和大股东,而忽视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维护。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也远远滞后于市场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实际需要。这已经成为阻碍市场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亟待通过改革来解决。  面对种种弊病,市场参与各方对于推进股市改革的诉求正日趋强烈。推进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发行;恢复T+0,构建期、现协调的交易机制;降低股指期货市场准入门槛,让中小投资者获得对冲投资风险的公平机会;引入集团诉讼机制,改变中小投资者维权难的现状……  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康呼吁,应通过改革构建积极的、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股市政策,以此引导“以融资为中心”的股市还原到“以投资为中心”的正确定位,减弱非理性预期对基本面与股市走势关联度的严重干扰。  股市改革绝非零敲碎打的权宜之计,而是全面、长远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而这,无疑考验着管理层的决心和智慧。  期待新一轮改革全面深化  事实上,在历任证监会主席的推动下,中国股市的改革举措不可谓不多,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强。然而,“*氏新政”似乎总难以真正达效。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国股市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  背负着为国企脱困历史使命而生,令中国股市多年来难以摆脱浓重的所有制色彩:国家既是证券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执行的监督者,又通过代理人成为市场的参与者。这种“角色冲突”,表现为政府部门强势介入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市场规模盲目扩张、国企“圈钱”冲动难以遏制等等,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股市生态的扭曲。  “如果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开业是新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革命,股权分置改革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第二、第三次革命,尚在进行之中的发行体制改革是第四次革命,那么当今股市需要的,无疑是降低参与主体所有制区别意义的第五次‘革命’。”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康说。  在多位业界专家看来,依靠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本市场效率提升或许已经到达“临界状态”,要继续有效突破,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的整体推进。这意味着,当今股市期待的不仅仅是某一环节、某一领域的改良,更是置于宏观经济转型“顶层设计”之下的深度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正成为破题国企改革的新路径。而举行在即的全国“两会”,也被认为将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实现“大的突破”。  率先试水混合所有制的中国石化逆势走强,由此,市场参与各方也正密切关注,新一轮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由此持续释放的制度红利,能否成为引领中国股市走出低迷的一剂“良药”?(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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