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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吐槽型证明与改革的内在动力

发布时间:2021-01-21 14:41:41 阅读: 来源:减压阀厂家

郭巍青:吐槽型证明与改革的内在动力

归根结底,所有的基层公务员包括民警,都需要减负,都需降低工作风险。它应当和公众的需求共振合拍,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在动力。只有这样,身处服务民众最前沿的基层公务员,才可能如网友所期待的那样,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中央决策层面的利好消息,切切实实地成为民众的福祉。

最近,湖南某地派出所开出了“老年证丢失证明”,并另附一纸文字,批评民政部门不该要求老人家来开这种证明。附文很正式地加盖了公章,批评尖锐直白:“补办老年证也要打证明,有必要吗?……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网民蜂拥点赞,称之为“自带吐槽功能的证明”。云南普洱、浙江温州也传出类似的“证明+批评”。有些网友开始想象,也许还有更多的“吐槽型证明”已在路上。

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主张把信息的使用看做是“政策工具”,即通过利用和调控信息流动的时间、节点、流向等,助力于实现政策目标。能否善用信息类政策工具,是管理能力高低的一个指标。在中国,公安部门较早拥有网络技术和网络人才,较早地通过网络提供各种信息和便民服务。这次“吐槽型证明”事件,更显示出公安部门在营造传播效果方面的努力和进步。

不过,新闻并未告诉我们,被吐槽的民政等部门有什么反应,相关证明是不是从此不必办了。进一步地,我们更要思考:明显不近情理的、“有什么必要吗”那些证明和程序为什么会存在呢?对公共政策科学来说,研究决策过程与初衷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避免情绪化分析(否则,我们还会陷入吐槽很痛快,问题不解决的困境)。为此,我尝试用三种理由解释为什么行政机关要人办那么多繁琐的证明。

首先,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但是管理部门却是按条条、块块、层级来设置的,产生所谓行政壁垒。个人经历会留下很多“信息痕迹”,分散存储在不同部门中,完全的联网还需要很多配套条件;其次,政府事无巨细,需要证明之处相应增多。压缩管理事项与权限,清楚划分管与不管的界限,历来是老大难问题。有些领域甚至朝三暮四,看似减掉了一些,新冒出来的管理事项反而更多;再次,管理太宽而又信息不足,便将窗口部门置于风险情境中。一旦疏于把关而出现错误,必须追究经办人员的责任。从这里产生了行政人员的普遍的行为机制,即风险规避。它表现为,第一是按章办事,而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会保护整个部门规避风险。第二是举证责任转移,完成举证所要花费的成本,自然转移到公众身上。

综合来说,技术、体制、风险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繁琐程序越来越多,弄不好还越反越多。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说整个体制的逻辑运行几乎必然导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决定论和无所作为。所谓改革,就是要发现或者建构相反相成的体制运行逻辑。

首先一点是要有足够强的倒逼力量。很有趣的是,当繁琐证明的压力最终传导至派出所时,他们最明白事情的荒谬。基层单位既无义务、又无能力为一个离家已久的人证明什么。不如为当事人出头吐槽,倒是为推动改革大胆运用了强势部门的力量。更根本性的是打破壁垒,加快信息联网,如此才能优化行政流程,突出服务功能、便利功能、权利保障功能,将监管、审查和把关寓于其中。显然,公安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公众期望不止于吐槽。

归根结底,所有的基层公务员包括民警,都需要减负,都需降低工作风险。它应当和公众的需求共振合拍,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在动力。只有这样,身处服务民众最前沿的基层公务员,才可能如网友所期待的那样,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中央决策层面的利好消息,切切实实地成为民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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